《福乐智慧》本原来自唐太宗的《帝范》
陈 学 迅
[内容提要]
唐太宗遗著《帝范》包括君体、求贤、审官、诫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等十二篇
文字，言简意赅，内容丰富，是李世民一生文治武功之经验，对后辈皇室子弟影响深远。把《福乐
智慧》与《帝范》比较可以发现，由于境迁时过，相互语言文化传统不同，《福乐智慧》有所取舍和
发展，但其思想的本原来自《帝范》。
[关键词] 帝范 文治武功 以儒为本 桃花石
维吾尔古典文学名著《福乐智慧》是一部长诗，写于公元1070年，其宗旨乃诠释济世安民的治国方略。用现代观点分析，这是一本标准的国家政治学专著。美国学者R·丹柯夫曾评论说：权力政治这个主题在《福乐智慧》里“一开始就表现出来了，在马基雅维利创立自己的逻辑推理之前它就已经存在了。”①
这个评价很高。马基雅维利（公元1469-1527年）是意大利人，他在16世纪初写成的《君主论》是当今西方国家政治学的奠基作，而《福乐智慧》则是通过四个人物的对话，完整地阐述了“明君治国，贤臣辅佐”的理论，解析了国君如何使用权力治理国家的主题。该书的《序言之一》明确指出：这本书是“以秦地哲士的箴言和马秦学者的诗篇装饰而成”。这里的“秦”乃当时契丹人的辽朝，而“马秦”则指宋朝，两者都是中国，其通用语为汉语，所以《福乐智慧》宣传的乃是中原王朝的治国理论。
有一次我在和《福乐智慧》汉文版译者之一刘宾先生交谈，他提醒我说：“《福乐智慧》的出现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关，上个世纪90年代有个学者陈恒富曾写过一篇名为《〈福乐智慧〉与祖国传统文化》的文章，专谈这本书和《太公家教》等古籍的联系。”受此点拨，我找到陈恒富先生的文章和《太公家教》等古籍，将其与《福乐智慧》比较，总觉得彼此间的联系并不十分紧密。2007年我读到屈直敏先生专著《敦煌写本类书〈励忠节抄〉研究》，里面提到唐太宗曾写过遗训《帝范》，立刻引起我的注意。后来我找到《帝范》原文，联系当时回鶻汗国与大唐的亲密关系，读后确信：古籍这个参照系统是真实的。《福乐智慧》的本原应该来自唐太宗的《帝范》，于是才有本文的命题。现在笔者进行对比研究试证如下，有欠妥之处请专家、同仁和前辈指正：
一、《福乐智慧》的基本结构和内容
在对比以前，我们需要了解《福乐智慧》的结构和内容。这本书乃是国王日出、大臣月圆、月圆的儿子贤明和宗亲觉醒四个人物的对话。全书颇像一部戏剧，其结构十分严谨：
第1—11章，表面看内容与书的主题无关。开篇四章先祈祷真主、穆圣和他的四个伙伴，并祈福和颂扬君王桃花石·布格拉汗，这是伊斯兰书面文化的表述程式，表明作者是虔诚的穆斯林，其余七章对全书内容作必要的解释和提示，相当于中国戏剧开场前的锣鼓声。
第12-23章，戏剧的序曲：国王日出四方纳贤，月圆闻讯前往王宫，得到国王的录用。他勤恳供职，天下大治，被封大臣，后不幸病倒，最后把儿子贤明托付给日出，并给国王写下《遗书》，重点提出“社稷”、即国家的概念，呼唤君王要“制定良法”，才能“社稷永固”，“流芳千古”。（1454—1461）剧情正式进入主题。
第24--38章为第一幕：贤明进宫供职，向国王日出讲述国君和他手下九种官吏应具备的条件，重点为如何组建政府治理国家。其核心问题乃是要求君王全面加强自身修养，修己安百姓，提高执政能力，同时要求九种官吏忠于职守，体现了儒学“正名”的哲学思想。
第39—67章为第二幕:贤明带着国王亲笔信邀请觉醒参政遭到拒绝；国王再次写信请觉醒出山，由此引出第47--66章的内容，贤明圆满回答觉醒的考问。对话内容是对社会15个阶层进行分析，核心是制定亲民政策，要求执政者关注民生，兼顾各方，才能国泰民安。
第68—71章为第三幕，剧情高潮：国王第三次写信给觉醒，表示放弃初衷，只求见他一面。觉醒前往皇宫，引出第71章《觉醒对国王的告诫》。由于觉醒无任何财产，《告诫》实际上是一场最高执政者和底层代表的对话，其核心则是人民呼唤法治，要求国王把法官摆在储君之上！
第72章为第四幕。《告诫》之后，国王坐卧不宁，引出第72章《贤明对国王论治国之道》，讲述诸如疏通商道、加强治安、整顿金融、施教于民、合理税收等具体措施，指出一条和谐社会的富民之路：让民众各就其位，各尽其能，发展经济，创造财富，由贫困到小康，最后走向富裕！
第73--85章为故事尾声。重点塑造觉醒的艺术形象：先是力阻贤明走修道士遁世的道路；接着病危，召呼贤明前来料理后事。这就是第81章《觉醒对贤明的遗言》，揭示出修道士的真实心灵--苦恋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最后觉醒离开人世，他别无遗产，只留下一钵一杖，实际上就是一个讨饭碗和一根流浪棍——赤贫！国王留下了手杖，希望能给自己带来福运——那是要君王记住人间还有许多穷汉流离失所；贤明留下食钵，里面空空如也，——那是要辅臣记住尘世还有遍地饥民饿殍。《福乐智慧》给人类创造了一个忧国忧民的不朽的悲剧形象——觉醒！
不难看出：《福乐智慧》的确在阐述国君如何使用权力治理国家的主题，是一本用古突厥—回鶻文写成的治理国家的教科书。美国学者R·丹柯夫的评论没有错。
二、《帝范》是唐太宗留给后代的家传密典
贞观元年，唐太宗即位后，立长子李承乾为太子，贞观十七年又改立第九子晋王李治为太子。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唐太宗亲自撰写的《帝范》十二篇留给给太子李治，第二年便在翠微宫阖然长逝。《帝范》是对李治最后的遗言和嘱托，充分体现了唐太宗心中的深重忧虑。他文治武功，一生的经验都留在了这部《帝范》里，想把自己君临天下、驾御万民的种种体会传给子孙；这部《帝范》是唐太宗留给后代君王的家传密典！
《帝范》全文共4528字，里面几乎讲到了治理国家应注意的各个方面。它包括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诫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十二篇文字，可以说言简意赅，内容十分丰富，是一代英皇李世民对人生和世界的感悟，成为皇族子弟必读之书。唐朝特别重视教育，曾设机构国子学，限皇族子弟和三品以上官府子弟就读于此，并收有边关少数民族的子弟。皇宫内部还设女官十四品，自有女眷读书的地方。在回鶻（回纥）汗国存在的年代里，唐朝有六位公主嫁给了回鶻的汗王，唐朝皇室的内部教育，特别是《帝范》思想，不可能不对回鶻汗国的皇族和大臣产生深远的影响。《福乐智慧》就是这种影响的产物！
三、治理国家是《福乐智慧》与《帝范》共同目的
《帝范》的《序》有三段，共441字，最后一段为：“你从小生于深宫之中，长于慈母之手，因而阅历短浅，规矩缺乏。在朝不懂得君臣之礼，在野不明白民生疾苦。未建功勋，却拥有封邑；未树威信，却获有太子封号。每当我想到这些，禁不住替你忧虑，常为此而坐卧不安，眠食俱废。回想远古三皇五帝到周朝隋代历史，曾涌现许多圣主明君继承祖业，他们治理国家有成有败，历历在目，令人深思！我这里旁征博引，列举史例和人物，传其要旨和精义，是为了让你明古知今，理解他们兴亡的经验，牢记他们成败的教训，提高治理国家本领，福佑天下的百姓。”
（原文为：汝以幼年，偏钟慈爱，义方多阙，庭训有乖。擢自维城之居，属以少阳之任，未辨君臣之礼节，不知稼穑之艰难。每思此为忧，未尝不废寝忘食。自轩昊以降，迄至周隋，以经天纬地之君，纂业承基之主，兴亡治乱，其道焕焉。所以披镜前踪，博览史籍，聚其要言，以为近诫云耳。）
《福乐智慧》则是诗人优素甫于公元1070年在喀什噶尔写成的长诗，并把它献给喀喇汗朝的君王布格拉汗，其《序言之二》这样写道：
“此书对于人们大有用处/ 特别是对安邦治国的君主/ 人君应具备什么条件/ 哲人在书中均有论述/ 什么东西是君王的屏障/ 国家应有怎样的法度/ 国家的存亡原因何在/ 国家的兴衰是何缘故/ 还有军队和将帅士兵/ 屯兵的地点，进军的线路/ 书中都曾分章论述/ 一 一作了精辟分析。”（第34—39双行）
两者对比，目的都是讲述如何治理国家，其差别在于：《帝范》是父亲向儿子传授自己的体验，而《福乐智慧》是飘泊四方的隐士进言民间对国王的企盼；前者乃是中国历史上崇尚儒学的英皇，后者却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
四、《君体》影响《福乐智慧》提出“社稷”（国家）观念
《帝范》首卷《君体》，共128字，文中写道：“人民是立国的前提，国家是君王的根本。身为君王，应有山岳般稳重而威严，日月般明亮而无私。（君王言行）应成民众之榜样，为天下黎民所追随。（人君）应有宽广胸怀远大志向，其心胸足以涵容世间万物。（君王者）需修身养心，公正待人，就能正确理政断事。唯有威德并施，才能慑服远邻。惟有慈善仁爱之心，才能安抚万众。（君王）要以仁义安抚皇亲国戚，对大臣还要以礼相待。虽居高位，但对先人要孝敬，事事保持谦恭谨慎，时时勤于政事。这样以身作则，就能成为道德之模范、构成君王的体统。”
（原文为：夫人者国之先，国者君之本。人主之体，如山岳焉，高峻而不动；如日月焉，贞明而普照。兆庶之所瞻仰，天下之所归往。宽大其志，足以兼包；平正其心足以制断。非威德无以致远，非慈厚无以怀人。抚九族以仁，接大臣以礼。奉先思孝，处位思恭。倾己勤劳，以行德义，此乃君之体也。）
不难看出《君体》的本意是讲述君王、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受此影响《福乐智慧》在第23章《月圆向日出王写下遗书》里提出了“江山”、“社稷”——即国家的理念。月圆这样写道：你要“社稷永固”、“社稷长存”，（1450、1454），就应该“法制要完善”（1456），“要坚持正道，莫施暴力 ”（1451）。诗人特别强调“要制定良法”（1458），“莫要制定酷法”（1459）。伊斯兰教认为《古兰经》为最高信典，也是穆斯林必须遵守的教律，否则就不是穆斯林。现在诗人优素甫却在这之外，提出了国家（即社稷）的观念，要君王另外立出“良法”来治理国家。作者这里已把真主排斥在外。只要仔细阅读一下第二十三章和第二十八章就可发现，在立法方面诗人写的都是世俗的事情，没有让神的意志介入。
为此作者还专门设计了第18章《日出王向月圆讲述正义的实质》，全面诠释“正义”的含义。国王这样说道：
“我审理百事，以正义为本/ 无论你是伯克，还是奴隶/ 你瞧我手中拿着大刀/ 它是我裁断百事的武器/ 我用此利刃来裁断诉讼/ 决不让诉告者耽延时日/ 你瞧我右边放着糖块/ 若有人受欺凌来寻求正义/ 他将会口含蜜糖满意而归/ 让他舒展愁眉，欢天喜地/ 你瞧我左边放着毒药/ 谁若是肆行暴虐，蔑视正义/ 我将对于他，绳之以法/ 要他愁眉苦脸，象喝了毒汁/ 我双眉紧锁，脸色阴沉/ 表明我对暴徒不留面子/ 无论是我儿子，还是亲友/ 无论是异乡人，还是过客/ 在法度上对他们一视向仁/ 对他们的裁决毫无二致/ 须知正义乃社稷之基石/ 君王正直，才能生存下去。”
所谓“正义”，就是公正执法，保护人民，真正做到“王子犯法、与民同罪”。《福乐智慧》的表述与《君体》之思想完全一致。
五、《求贤》的思想是《福乐智慧》结构的骨架
《帝范》卷三《求贤》，共297字。文中写道：“君主治国安民，需要品德高尚的杰出人才；国家选用忠臣得当，天下就会大治。”“明主广招俊杰，博访英贤，就连僻陋之乡也不放过。只要有用之才，不会因其出身低微而不用，也不会因其名声屈辱而不敬重。”“所以说大海行舟，要借助于行船的工具；天鹅飞翔云外，借助于羽毛翅膀之力；帝王治理国家，须借助于能匡辅君主的贤才。”
（原文为：夫国之匡辅，必待忠良。任使得人，天下自治。”“是明君旁求俊乂（音yi，：“治理”之义），博访英贤，搜扬侧陋。不以卑而不用，不以辱而不尊。”“故舟航之绝海也，必假桡楫（音raoji,指“桨”）之功；鸿鹄之凌云也，必因羽翮(音he,指“鸟羽”)；帝王之为国也，必藉匡辅之资。）
与此相应，《福乐智慧》《序言之二》中有诗句：“安邦定国的英明君主/ 应当任用能干的贤良/ 明君还须有贤哲辅佐/ 好似月光和明灯交映辉煌。”（40—41）实际上《福乐智慧》的结构就是按照这种“明君治国，贤臣辅佐”的思想设计的。书中主要人物月圆就是因为日出王“ 需要一位贤者”做“辅弼”，（422）看到“普天下之人都向往与他”，才自我推荐来到国王身旁供职。月圆逝死时又把儿子贤明托付于日出王，后来正是贤明向国王讲解如何组建以国王为中心的政府。因为日出王渴望再招纳一位贤才，与月圆一同治理国家，才有月圆推荐修道士觉醒出场。《福乐智慧》全书结构都与《求贤》思想串在一起，无法分开。
六、《建亲》和《审官》构建选拔官吏的条件。
《帝范》卷二《建亲》，共565字。文中写道：“作为君王，面对的天下至广至大，拥有的帝位极为尊贵；治国重任，难以独自承当，须与人共同治理；所以国君要分封皇亲国戚为藩王，让其领地构筑国家的安全屏障。藩王有了领地，就会与国君共担安危，肩负起衰荣与共的命运。”
（原文为：夫六合旷道，大宝重任。旷道不可偏制，故与人共理之；重任不可独居，故与人共守之。是以封建亲戚，以为藩卫，安危同力，盛衰一心。）
《建亲》的制度起于西周，即把国土划为皇族子弟亲戚，封为藩王，在中央王权四周修筑藩王的保护带。但是《福乐智慧》没有写藩王，而是在第28—38章仿此结构，设计了以国君为中心的中央政府（实乃“中央集权制”），用以代替“封建亲戚”。其官员分为大臣、将军、御前侍臣、宫监、使节、书吏等共九类，让他们代替藩王，其共同点就是保证对君王的忠诚。这些官员的选拔都有严格的条件，与《帝范》卷四《审官》思想十分吻合。
《帝范》卷四《审官》，共计435字，文中说: “（君王）需设百官，定职守，才能铸就政体，传播良风。如果任用官吏合适，则君王无须操劳，即可治理好天下，这表明设官分职很是得体，所以国家的治与乱全在于知人善任上面。立国御民的政事，要依靠忠臣的共同品德；宣传正气，疏导民风，希望就在贤能明理之士身上。（君王）必须明辨自己的责任，要审识忠臣贤士，根据才能分配职位和俸禄。如能用人得当，定会民风纯正，教化得施；如果用人失慎，就会教化不通，有伤人伦；因此君王《审官》，必须知人善任，要慎重对待。”
（原文为：夫设官分职，所以阐化宣风。”“委任责成，不劳而化，此设官之当也。斯二者治乱之源。”“立国制人，资股肱以合德；宣风道俗，俟明贤而寄心。”“君人御下……必须明职审贤，择材分禄。得其人则风行化洽，失其用则亏教伤人。故云则哲惟难，良可慎也！）
不难看出《福乐智慧》对权力中心----王廷的设计，目的就是要保证国君的安全。俄国学者巴尔托里德这样写道：“哈拉汗国（即喀喇汗朝）和一切游牧帝国一样，将族产观念从私法领域带入了公法领域。国家被看作是整个汗族的财产，分藩而治，大的藩国复分为许多小的采地；一些强大的藩主往往不听大汗的号令。分封制度从来就是内讧频繁和统治者经常更换的根源。”②原来喀喇汗朝在建国初期实行的就是“封建亲戚”的制度，但常常引起皇室内斗。诗人优素甫已经看到问题的存在，所以在继承大唐遗风的时候，非常注意对国家权力的使用给于必要的调整！
七、《觉醒对国王的告诫》胜似《纳谏》
《帝范》卷五《纳谏》，共248字，《纳谏》文中说：“作为君王，身居高墙宫廷之中，耳目与世隔绝，不知民间世事；唯恐执政有误而不知失在何处，不能及时弥补；因此(古代大禹)曾设立‘鞀’（音tao，乃拨浪鼓),(尧帝)曾设‘谤木’，表示愿意倾听不同意见，来者可摇鞀击木；这样虚心就可听到正确意见和谋略。来者之言有理即使身为草民也要采纳，来者所言不对即使身为王侯也得拒绝……只有这样做，就能让忠臣尽其心扉，谋臣献其良策。达到群臣意见均能上达君王，君王的光辉普照天下。”
（原文为：夫王者，高居深视，亏听阻明。恐有过而不闻，惧有阙而莫补。所以设鞀树木，思献替之谋；倾耳虚心，伫忠正之说。言之而是，虽在仆隶刍荛（音 rao），犹不可弃也；言之而非，虽在王侯卿相，未必可容。……故云忠者沥其心，智者尽其策。臣无隔情于上，君能遍照于下。）
应该说，《纳谏》思想在《福乐智慧》里得到完整的体现。《福乐智慧》全书处处都有月圆、贤明、觉醒三人对国君的进言。治理国家的四步策略，全部来自他们的谏言。最精彩的乃是第71章《觉醒对国王的告诫》，描写的是两人的对话。一位是最高执政者，一位来自底层，是一无所有的修道士。觉醒前后说了四点《告诫》，其中第四点是要求国王选好三种人担任法官、储君和大臣，认为“任此三职者秉政公正，黎庶得其福泽，如日照月升……此三职如果用人不当，国家的事情将不堪设想。”（5332-5334）核心乃是呼唤法治，要求国王把法官摆在储君之上！其立意远超《纳谏》的范畴。《告诫》中两人的对话，实际就是中国民主诞生的最初模式。
八、《去谗》、《诫盈》、《崇俭》重述君王的修养
《帝范》的第六、七、八章分别为《去谗》、《诫盈》和《崇俭》，这里涉及到君王的个人品德修养，观察的角度是自上而下；而《福乐智慧》是站在社会的底层，由下向上观察。作者总结喀喇汗朝的社会现实，谏言国君应有的品质和作风，其内容集中在第23章《月圆向日出王写下遗书》、第28章《贤明论国君应具备的条件》和第71张《觉醒对国王的告诫》里。
例如《去谗》，共360字，讲述君王不能听信奸佞小人的谗言。这是唐太宗执政的体验，而在诗人优素甫看来乃是择友问题，所以在书里先后写道：“对作恶的坏人，要避之远远，对善良之人，要多多亲近。莫要让贪婪之徒执掌国事，莫要把无义之辈养在宫中。”（1378-1379）“莫与狂悖者合流，要远离荒淫/ 二者会使你颜面扫地以尽。”（5206）“对有智慧的人要多多亲近/ 要听学者之言，酬报其情/ 谁若正直，可靠又有好的名声/ 要让他长侍左右，委之以朝政。”（5229-5230）
又如《诫盈》，共200字。解析君王在位，极忌放纵过度。文中说：“身为国君，应以俭朴之道修养品性，以静心之方修炼德行。（君王）俭约可使民众免于疲惫，静心可使百姓不被骚扰。民众疲惫不堪，就会怨声载道，小民若是鸡犬不宁，疲于奔命，(君王)朝政则昏聩失常。如果皇帝喜好靡靡之音、玩鸟斗兽，追求高屋广厦、珠玉珍玩，一旦万物伤志，必然增赋加役，盘剥百姓。”
（原文为：夫君者，俭以养性，静以修身。俭则人不劳，静则下不扰。人劳则怨起，下扰则政乖。人主好奇技淫声、鸷鸟猛兽，游幸无度，田猎不时。如此则徭役烦，徭役烦则人力竭，人力竭则农桑废焉。）
再如《崇俭》，共398字，劝谕帝王者不得奢侈腐化。文中说：“盛世明君，应以节俭为美德，不劳民伤财，才会国运久存；不得以身份尊贵就骄横跋扈，目中无人，也不得为己成就功德就恃功傲物，为所欲为。而应该住房从简，不求修饰；车船行驶，并无彩绘；穿着衣装，朴实无华；不得建造高堂广厅，吃饭也不求美味；这样做，并非厌恶荣华，嫌弃美肴，而是希望能以身作则，行俭仆之风，为天下臣民作榜样。”
（原文为：夫圣世之君，存乎节俭。”“不以身尊而骄人，不以德厚而矜物。茅茨不剪，采椽不斫，舟车不饰，衣服无文，土阶不崇，大羹不和。非憎荣而恶味，乃处薄而行俭。）
《诫盈》和《崇俭》两章要求君王加强修养，不要鱼肉百姓，即中原传统儒学里的”“修己安人”、“修己安百姓”。相应的内容在《福乐智慧》里很多。第28章就专门讲述君王修养的：
“君主应当是人间的精英/ 要品质优良，口心端正./ 要博学多智，爱护人民/ 要知足不贪，心地宏仁/ 要时时处处多行善举/ 要知耻知礼，富有温情……国君若是犯了过错/ 社稷即会染上疾病。”（1963--1969）“国君若性情温和，品行端正/ 日子将过得愉快称心。”（1977）“如果国君心地不纯/ 必定干不出纯正的事情。”（1987）“国君还须清醒而警觉/ 如若昏昧，祸患会滋生/ 清醒和法制是国家基石/ 又是治国的钥匙和缰绳。”（2014-2015）“人君啊，你若想保住国家/ 要关注黎民，保持清醒/ 清醒能使你开拓疆土/ 昏昧能毁了社稷根本/ 愿你借清醒打击敌人/ 愿你借法度永享太平/ 有两件事能毁坏国家/ 使人民离开正道，堕入邪径/ 一是昏昧，一是暴行/ 二者能将国家毁坏殆尽。”（2020--2024）“暴政似火，能焚毁一切/ 良法似水，使万物滋生/ 明主啊，你若要国祚长久/ 须推行良法，保护黎民。”（2032-2033）
在具体的言行中，《福乐智慧》曾要求君王戒酒戒色，第28章里共有21个双行诗：
“国君应戒酒，还应戒色/ 酒色会葬送人的幸运/ 人君若沉湎于饮酒作乐/ 老百姓将会遭受苦辛/ 人举若一味地贪求逸乐/ 国家受损，自己也陷于贫困……庶民好酒，钱财一风吹走/ 国君好酒，国家怎能稳定/ 国君若沉湎于饮酒作乐/ 怎能有理智办理人民的事情/ 国君若贪杯，狂悖堕落/ 国人皆成酒鬼，步其后尘/ 庶民的劣行，谁能纠正/ 国君的品德应纯净而正直/ 庶民向他学取优良品行/ 国君怎样对待礼法/ 庶民也效法他的习性。（2091-2111）
综上所述，句句都要求君王提高品德修养，并落实到“亲民”尽善的言行上。《福乐智慧》深刻地阐述了国家、人民与君王的关系，这和《帝范》的思想完全一致。它们在修辞和侧重点上有些微小的差异，那是因为两者所处的时代、民族的传统、习俗和观察角度不同所致。
九、《福乐智慧》呼唤治国要《赏罚》分明
《帝范》卷九《赏罚》，共194字，文中说：“天地养育万物，如同君王统领民众，（这里有天人感应的道理）。大自然有季节寒暑变化的规律，国君对百姓应有仁爱之心。如果寒暑时令变化适中相宜，民众则会相安无病。如果风雨不调，变化剧烈，百姓就会饥寒交迫。（君王应遵循天人合一之道），广施天下仁爱，（体恤民间疾苦），民众定会免于饥寒病疫之灾。（君王）一旦政令错乱失常，必然引发民情鼎沸，导致触法违规。所以（执政）要从源头上引导民众守法，创造条件使他们安居乐业，最好办法就是赏罚要公正。突显惩罚是为了震慑人心，公开奖赏是为了感化人性。一旦执法震慑人心，恶人就会畏惧；人性感化了，善心之人就会继续行善。君王行事不能对顺己而违纲者，随便封赏奖励，也不能对逆己而利国者乱施刑罚惩处……（君王）要不偏私情，也不结党营私，就会国泰民安，天下太平。赏罚的意义就在于此。”
（原文为：“夫天之育物，犹君之御众。天以寒暑为德，君以仁爱为心。寒暑既调，则时无疾疫；风雨不节，则岁有饥寒。仁爱下施，则人不凋弊；教令失度，则政有乖违。防其害源者，使民不犯其法；开其利本者，使民各务其业。显罚以威之，明赏以化之。威立则恶者惧，化行则善者劝。适己而妨于道，不加禄焉；逆己而便于国，不施刑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此赏罚之权也。”
《周礼》曰：“赏罚，国之大柄也。”可见《赏罚》讲的是使用权力的根本之法。《福乐智慧》里对此有许多具体的描述，比如：“牧民的国君要有威严/ 同时也还要宽厚宏仁……有了威严，还要刑罚/ 刑罚的执行者应是国君/ 国君靠刑罚治国执政/ 庶民靠刑罚端正品行……对于坏人要施行刑罚/ 民间的污秽靠刑罚洗清/ 有两件事物是社稷支柱/ 是国家赖以生存的根本/ 一是让人民享有法制/ 一是向将士赏赐金银/ 有了法制人民喜欢/ 有了金银，将士高兴。”（2124—2134）“国君要观察臣仆的本领/ 注意踏实的利害事物能/对于能者要加以奖赏/视其贡献大小给予报酬……倘若国君奖赏，美言表彰/ 臣仆就会舍生忘死，效忠君王……应按臣仆的劳绩加以奖励/ 使寒者得衣，饥者得食/ 倘若不能使臣仆摆脱贫困/ 这样的国君还算什么明君!”（2973-2983）
此外，《福乐智慧》里还设立一章《贤明论国君应如何日酬谢臣仆》专讲赏赐，表明该书完整继承了《赏罚》的训导。
十、《福乐智慧》将《务农》的内容扩大
《帝范》第十章为《务农》，共358字，文中说：“（君王须知），吃饭穿衣乃是民众最重要的事情，所以立国之本在于搞好农业。（民众）粮仓有充裕的粮食，人就会自觉去讲求礼仪；丰衣足食之后，人自然就能识别荣辱廉耻。（为此古代君王）都能以身作则，(春天)亲自躬耕做出榜样，以此带动天下百姓行动起来。”
（原文为：夫食为人天，农为政本。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志廉耻。故躬耕东郊，敬授人时。）
《福乐智慧》第57章《如何对待农民》这样写道：“瞧，还有一种人是农民/ 它们乃是十分有用之人/ 你要和这些人很好交往/ 生活中不会为吃喝忧伤/ 一切人都从他们那里获益/ 他们给人们赋予饮食的乐趣/ 一切能呼吸、知道饥饱之人/ 一切活人都需要它们。”（4400-4403）
《务农》的本质讲的是发展经济，《福乐智慧》把这一思想扩展到商人、牧人和工匠方面，并专门写了《论如何对待商人》、《论如何对待牧人》、《论如何对待工匠》三个篇章。特别是第72章《贤明对国王论治国之道》又再次呼唤：“让商人们保管好自己的储存/ 让工艺匠人们传艺给学徒/ 让农夫们精心种好稼禾/ 让牧人们繁衍增殖胜出。”（5589-5590）正是这农民、商人、牧人和工匠四种人，直接构成喀喇汗朝创造财富的阶层。仔细品味这种表述与《务农》的差别，那是因为喀喇汗朝位于丝绸之路，东来西去的商队都要经过这里，当时的回鶻人正由游牧民族向农业民族转化,《福乐智慧》的视野自然有所变化和超越。
十一、《阅武》对《福乐智慧》的影响
《帝范》第十一章为《阅武》，仅138字，所谓“阅武”，就是“省视”军事，文中说：“国家的军队和兵器，象征着暴力和凶残。虽有广阔土地，喜好战争会导致人烟稀少；尽管社会安定，频繁征战就会消耗国家实力。人口减少社稷安全难以保障，实力减弱国家难以抵挡盗寇侵扰。军队和武器不可以全部解除，但也不可以频频使用，为此农闲时要组织练兵，常备不懈，威慑外敌侵犯……孔子说：不训导民众习武练兵，就是把士兵扔弃战场送死。所以军队要****常备显示威力，有利于保障天下太平。习武养兵的道理就在这里。”
（原文为：夫兵甲者，国之凶器也。土地虽广，好战则人彫；邦国虽安，亟战则人殆。彫非保全之术，殆非拟寇之方。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故农隙讲武，习威仪也……孔子曰：不教人战，是谓弃之。故知弧矢之威，以利天下。此用兵之机也。）
很明显，唐太宗的《阅武》所讲乃国家用兵之道，把战争的利害关系概述得很透。《福??智慧》的军事思想集中在第30章《贤明对国王论将领应具备的条件》，由于两人地位不同，诗人优素甫更多的是讲临战的战术，就像《序言之二》里说的：“……国君如何指挥战争/ 战时如何把军队组成/ 战争中如何使用计谋/ 如何用计谋战胜敌人。”（44—45）但在第30章里依然可以看到《帝范》的影响：
1/ 公开宣布战争的目的就是“不为自己儿女聚敛财富/ 不为田地和庄园搜刮金银。”（2278）这表明《福乐智慧》的战争观就不是为了去掠夺；
2/ 呼唤战争“莫求兵多，须求兵精/ 要有精良装备，精选之兵/ 严明的军队以少胜多/ 人多的军队反不能取胜。”（2339-2340）呼唤“治军断不可没有纪律”，“号令统一，才能克敌制胜”，（2300—2301）要达到这个目的，平时要抓紧军训，作者用另一种方式表达了《阅武》里的思想；
十二、《崇文》的思想贯穿《福乐智慧》全书
《帝范》《崇文》篇，意思是“崇尚文术”（按：与“武术”相对），共301字，文中说:“（自古以来君王）立业功成，国家安定之后，就要制定有关的礼乐；而兴礼作乐之事，须以儒学为本；要宏扬新风导引旧俗，唯有以文育人最佳；要推广礼仪训导民众，以兴办学校为上策。因为以文育人可以弘扬正道，通过学习可以显示其素养光大。人不下深溪，不知地厚；不认真读书，就不理解人的智慧来自何处。尽管吴地的竹子质优端直堪称箭矢原料，只有配上羽毛才能制成美箭。（身为君王）尽管聪慧过人，不刻苦学习难以成才。为此天子设置明堂为宣政明教推波，建立学校以助读增智之用。（人主）在博览群书，精通六艺之后，定然会知晓天下，明鉴古今，顺其自然而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
(原文为：夫功成设乐，治定制礼。礼乐之兴，以儒为本。宏风导俗，莫尚于文；敷教训人，莫善于学。因文而隆道，假学以光身。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不游文翰，不识智之源。然则质蕴吴竿，非筈（音kuo,指箭尾）羽不美；性怀辨慧，非积学不成。是以建明堂，立辟雍。博览百家，精研六艺，端拱而知天下，无为而鉴古今。)
《崇文》是《帝范》尾章，也是全篇的灵魂，即兴“礼乐”要“以儒为本”，呼唤皇族的子孙，要推崇儒学，才能治理好国家。这使人想起《四书》之一的《大学》，乃是劝谏统治者学习治理之道的经典文章。《大学》开篇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意译为：“大学之道，关键在于发扬光明（磊落）的品德，在于亲近人民，在于落足于至善。”仔细想来，《帝范》十二篇正是围绕“明明德”、“亲民”和“至善”这个主题，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阐述明君和贤臣治国的道理，它完整地阐述了治理穆斯林国家应有的的方略：从王廷的结构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从君王的修养到官吏的职守，上上下下，事事都在围绕君王品德、亲民和行善。由于时代、历史、民族、语言、宗教、风俗等因素不同，其表述的方式和侧重点不可能和《帝范》一样。《福乐智慧》最大的特点就是从第5章的最后146-147双行诗，到最后一章第6616双行诗，许多章节都在反复劝谕和呼唤人们要追求知识。此外，作者还特地设计了第51章《论如何对待哲人、学者》，把知识对人的作用突现出来：
“学者、哲人是另一个阶层/ 他们用知识为世人将道理指明/ 要十分爱戴他们，尊重其意见/ 或多或少学其知识，探讨钻研/ 他们能将优劣好坏分清/ 他们的道路正直而纯净/ 学习他们的知识，用心钻研/ 满足其生活需要，莫出恶言/ 他们是真理和信仰的支柱/ 其知识是正教法典的基础/ 世上倘没有哲人和学者/ 地里种上粮食也不会有收获/ 他们的知识是照亮世人的火炬/ 黑夜有火炬，旅人不会迷路。”（4341—4347）
后面在第72章《贤明对国王论治国之道》还直接写道，
要让学者“在安谧中将知识传授/ 使无知者从他们受到教益。”（5554）“此外还有济济的学者贤士/ 让他们为黎民传授知识。”（5587）
这里诗人优素甫已经把为民办学，传授知识，疏导民风，作为国策向国王提出，这一切都说明：当时喀喇汗朝经过“圣战”百年（公元962—1062年），民风已经败落，社会急需教化，同时也说明大唐遗风在知识分子里并没有停息！
十三、《福乐智慧》全面继承“文治武功”的遗风
中国传统文化里就有“文以安邦，武以定国，乱世阅武，治世从文”说法，唐太宗李世民乃是历史上文治武功的典范。《崇文》里有一段精彩的阐述：“若是天下兵荒马乱，最后成败由文人儒士定夺；如果遍地灾乱鼎沸，兴亡只能取决于战争。每当战火降临，（执政者）只求征兵用武之道，而废弃教育于不顾。一旦天下平定，烽烟停息，（君王）必然要弃武而专注文治，着手疏导民风。此时（政府）就该放下兵器，兴办学校，鼓励研读诗书，感化百姓。所以说文武之道，缺一不可。兴文尚武，必须结合时局运用得当。国家治理，文臣武将皆不可偏废。”
（原文为：至若长气亘地，成败定乎笔端；巨浪滔天，兴亡决乎一阵。当此之际，则贵干戈而贱庠序。及乎海岳既晏，波尘已清，偃七德之余威，敷九功之大化。当此之际，则轻甲胄而重诗书。是知文武二途，舍一不可，与时优劣，各有其宜。武士儒人，焉可废也。）
《福乐智慧》里有相应的诗句：“……啊，幸福的国王/ 有两件大事，意义非轻/ 一是文臣，执笔手上/ 一是武将，手握刀抢/ 这二者整肃国家的纪纲/ 二者结合形成无敌的力量/ 这些人应是优选之士/ 否则，国君会自寻灭亡/ 任用用得当，获益无量/ 否则，就会国损民伤/ 倘若国君是贤明之主/ 这二者又是民中之栋梁/ 他们会给国家带来益处/ 国君因之可把福享/ 请听治国的贤君把什么讲/ 须知贤者的慧言好比食粮/ 你瞧，得天下者凭借刀抢/ 御天下者凭借文治兴邦/ 凭借刀抢可把社稷迅速得到/ 没有文治则不能治国兴邦/ 凭借刀抢虽可夺得社稷/ 然而它却难以日久天长/ 文治出现在哪一个地方/ 那里的庶民就能获得吉祥。”（2417—2428）
到此可以定论：《福乐智慧》已把文治武功的思想完全回鶻语化，其本源来自唐太宗的《帝范》，当时喀喇汗朝的君王没有忘记自己就是来自大唐王朝的。
十四、喀喇汗朝君王冠名“桃花石”的深层含义
喀喇汗朝是来自漠北的回鶻人建立起来的地方王朝。接受《福乐智慧》献礼的布格拉汗前面有个冠名“桃花石”（即“中国”），表示自己是“中国的汗王”，以示不忘其本。这位布格拉汗为东喀喇汗朝的可汗，他当政的年代为公元1074--1102年。其实在他以前，例如1031年左右把喀喇汗朝领域扩大到河中地区阿里特勤曾宣布自己为河中可汗，并在发行的钱币上以“桃花石·布格拉汗”自称。其后统治河中的伊不拉音·本·纳塞尔也自称为“桃花石·布格拉汗”，并在发行的钱币上直称“东方与中国之王”，他的儿子纳赛尔也称为“东方与中国之苏丹”。③喀喇汗朝保存到今天的文字资料（包括阿拉伯—波斯文资料）实在太少。内蒙著名学者林幹先生的专著《突厥与回纥史》所记的《喀喇汗王朝大汗世系表》里带有冠名“桃花石”的汗王前后共有6人，其他的人都因缺少资料,注有“汗号不明”或者在位时间很短而被杀。④这个“桃花石”是音译，其原文最早出现在《暾欲谷碑》（建于公元726年，正是盛唐时期）的碑文里，为Tabghach。该碑文的第一句话就有这个词。我国著名学者耿世民先生1995年最初翻译这句话为：
“我英明的暾欲谷，本人受教于中国（Tabghach）。（那时）突厥人民臣属于中国。”⑤
2005年他改译为
“我是谋臣暾欲谷，本人成长于唐朝（Tabghach）。（那时）突厥人民臣属于唐朝。”⑥
应该说无论译“中国”还是译“唐朝”都对，但后者的改动译得好，把时代的特征以及突厥汗国与唐王朝的关系全都译了出来。“桃花石”（Tabghach）这个词的词源出自唐朝。这足以说明西迁后的回鶻人虽然远离了长安，但他们的心依然向着中原唐朝。喀喇汗朝的君王们在进入中亚河中地区以后，在自己称号前面冠名“桃花石”是向中亚宣称：我们是唐朝可汗！
结束语：喀喇汗朝的大唐遗风
在称号前面冠名“桃花石”一事，深刻表明喀喇汗朝的君王们没有忘记自己回鶻人的历史：
正是他们的先人于公元630年，联合各部落，拜唐太宗为“天可汗”，推唐太宗是最高领袖，由此建立亲密关系。从公元744年——840年，共12代汗王，都有唐朝的封号。⑦其中率领回鶻西迁的庞特勤（勒）于857年被唐册封为怀建可汗。⑧这样的历史能忘记吗？不可能！
正是他们的先人，于647年参与疏通“参天可汗道”工程，自回纥牙帐（即可汗所在地）南至长安，全长3800余里。回纥汗国于唐朝的绢马贸易大多是沿着这条路进行的，756年又两次出兵帮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也是沿着这条大道来的。这样的伟绩他们能忘记吗？⑨不可能！
正是他们的先人迎娶了唐朝的六位公主，⑩其中有三位是皇帝亲生女儿。最后一位太和公主下嫁崇德可汗为公元821年，距回鶻西迁于840年仅19年，太和公主于843年才返回长安。⑾每次公主下嫁都有丰厚的陪嫁彩礼，其中包括大量汉文经典、工匠技术、医书杂物；⑿为此回鶻汗王还特地修建公主城，称呼自己与唐皇为“翁婿”关系。⒀像这种文化交流盛事和割不断的血缘关系他们能忘记吗？不可能！
正因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才有喀喇汗朝的君王们给自己冠名“桃花石”！遗憾的是中世纪的中亚由于“圣战”频发，记载喀喇汗朝历史的资料太少，尽管如此，我们寻觅幸存的的中亚资料，还是可以发现喀喇汗朝在河中地区的文化走向。例如体贴民情，遏制宗教狂热，实行政教分离，兴办学校等等，无一不说明，大唐遗风在喀喇汗朝并没有停息。我们应该把这段历史的真实情况告诉人民，《福乐智慧》的出现就是极好的证明！为此，笔者下篇文章题目可能为《试论喀喇汗朝的大唐遗风》，将全面阐述这段被割裂的历史！
注 解：
① 引自《福乐智慧》研究译文选》P89,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② [俄]巴托尔德著，张锡彤、张广德译：《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P31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③ 林幹著：《突厥与回纥史》，P186-187,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④ 同上书，P237。
⑤ 耿世民译：《突厥文碑铭》，引自《上古至高昌汗国时期的文学》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40
⑥ 耿世民著：《古代突厥文碑文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P94。
⑦ 同③，P230-232。
⑧ 杨圣敏著：《回纥史》，P156，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⑨ 同上书，P109。
⑩ 任文京著：《唐代边塞诗的文化阐释》，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P235。
⑾ 同③，P172-174。
⑿ 同⑩， P246。
⒀ 同③，P169。
（作者身份：新疆人民政府文史馆 研究员）
作者通讯地址：830002 乌鲁木齐市 幸福路 36号 北三巷 324信箱
电话：0991-6277586。
该篇论文发表于《新疆文史》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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