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些关于McKinsey报告的文章在网上流行。主要内容是说，中国大学生英语不行，比不过印度学生。中国今年的大学毕业生虽然在三百万以上，但是能够胜任外企工作的只有十分之一，而印度四分之一的大学毕业生可以胜任。

　　McKinsey是一个独立的国际经济思想库。这个报告，主要是立足于跨国公司的人才需求，并不能作为设计中国教育战略的指针。不过，考虑到中国经济结构的高度国际化、对外资的严重依赖，该报告给中国的教育乃至中国经济的未来还是提出了严重的警告。可惜，这一警告并没有引起社会的充分注意。其中一个原因，是有关文章对该报告描述，只强调英语一个因素。于是有人说，英语不是中国人的母语，却是印度的官方语言。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这样的比较，抛开了中国的国情，未免太荒谬。

　　其实，该报告虽然指出中国学生的英语能力是主要的问题，但英语绝不是唯一的因素。大学所学的东西在实际生活中派不上用场，恐怕才是要害。从这个角度看，该报告所提出的警告，我在今年“南方周末”上关于“白领危机”的文章，以及在近着“谁的大学”和“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两书中，都从不同角度提出过，而且作出了初步分析。因此，我这里不妨以该报告作一个引子，对中国的大学教学进行一番评说。

　　国内网上流行的文章，主要是依据“金融时报”2005年10月7日的一篇社论，标题是“中国最脆弱的环节：为了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大学需要很大的改进” (China's Weakest Link: For the Sake of Business, Universities Need Big Improvements)。其社论的核心，不是说中国人的母语不是英文，而是强调中国的大学质量太差，特别是受儒家文化中死记硬背的教育传统的影响，不鼓励学生的创造性，过分强调对老师不加置疑的尊重。结果，除了顶尖的一层薄薄的精英外，中层的人才奇缺。英语程度不佳和实用技能的缺乏，成为中国学生争不过印度学生的主要原因。在未来全球化的进程中，发达国家服务业中大量白领的工作外包给印度，但以中国目前的高等教育状况，中国很难象印度那样抢到这笔生意。

　　我不久前在“新京报”上还撰文指出，英语不好并不是一切。最近“华尔街日报”报导说，许多外国企业，到中国来不喜欢雇英语流利的海龟，而更喜欢懂得中国市场的本土人才。有的老板甚至大放厥辞，说英语越不好的，甚至完全不会讲英文的人才，才越值得珍贵。可见，外企并非盯着英语这一项。毕竟人家是在中国作生意。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大学培养不出适合现代企业的人才来。

　　最被国内媒体忽视的，还是“金融时报”所强调的儒家文化中死记硬背的教育观念对大学的影响。关于这一点，我在去年对读经运动的批评中也已经指出来。再看今年人大国学院开学，第一堂课下来，学生的反应就是上课满堂灌，师生之间互动不足。我们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轰轰烈烈，但是，对基本的教学改革，却缺乏必要的公共讨论。比如，美国的大学，特别强调 “讨论班”(seminar)。在研究生教育中(主要是文科，理工科课因为实验室的重要因素，不可一概而论)，讨论班是主体。我自己在耶鲁硕士、博士读下来，上的全是讨论班，大课一堂没有上过。本科生的讨论班也非常重要。比如各校不仅有大三讨论班，而且许多还设置新生讨论班。即使是上大课，教授讲完后，学生也要分成小组，参加由研究生助教主持的讨论班，每个班人数都控制在十几个人。这样保证人人参与讨论。  (作者 薛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