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华严经》是华严宗据以立宗的重要经典，曾被译入回鹘文广为流传。在现知的回鹘文写、刻本中，既有《四十华严》，也有《八十华严》。本文释读了近期于私人收藏品中新发现的回鹘文《华严经》折子式写本一件，内容属于《八十华严》第二十一卷《十无尽藏品》中的开首部分，讲述了菩萨十无尽藏的一一行相。本文对该文献进行了拉丁文转写、汉语翻译和简单注释。
关键词：回鹘文；佛教；文献；元代；敦煌
一、前言
《华严经》，具名《大方广佛华严经》，梵文作Buddhāvatamsakamahā-vaipulyasūtra，是佛成道后在菩提场等处，藉由普贤、文殊诸大菩萨以显示佛陀的因行果德如杂华庄严，广大圆满、无尽无碍妙旨的要典，是华严宗据以立宗的重要经典。该文献梵文原典已残缺不全，仅有汉文和藏文完本留存于世。
《华严经》有三种汉文译本，其一为东晋佛驮跋陀罗(Buddhabhadra)的译本，题名《大方广佛华严经》，六十卷，为区别后来的唐译本，又称为“旧译华严”，或称为《六十华严》。其二为唐武周时于阗人实叉难陀(Śiksānanda)的译本，题名《大方广佛华严经》，八十卷，被称为 “新译华严”或《八十华严》。其三为唐贞元中般若(Prajñā)的译本，题曰《大方广佛华严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四十卷，简称为《普贤行愿品》或《四十华严》。此经的藏文译本，系由印度胜友、天王菩提和西藏智军合力从梵文译出，并由遍照加以复校，成一百十五卷。
《华严经》主要讲述世界万物之因果关系的绝对相对性，宣说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一微尘映世界，一瞬间，含永远的思想。自东晋至唐代一直盛传不衰。受其影响，古代回鹘人亦将之译为回鹘文字流行。
在回鹘文本中，《华严经》写作uluγ bulung yïŋaq sayuqï ärtingü king alqïγ ·· burχan-lar-nïŋ linχua čäčäk üzäki itigi yaratïγ-ï，译本今知者有二种，一为《四十华严》，一为《八十华严》，其中属前者的回鹘文木刻本残卷早已为国际学界所熟知。1911年俄国拉德洛夫发表了沙俄乌鲁木齐领事迪雅科夫(A. A. Dyakov)于吐鲁番发现的“不知名”回鹘文佛经2叶84行，[1][P103-109] 后经研究、辨识，知为《四十华严》的回鹘文译本残叶。[2][P63-73] 1953年，日本学者羽田亨又研究刊布了1911～1914年日本第三次大谷探险队成员吉川小一郎于吐鲁番所获的内容属《四十华严》第三十三卷的5叶半回鹘文残卷。 1965年，土耳其突厥学家阿拉特发表《古代突厥诗歌》一书，其中第9、13、16等篇为押头韵的佛教诗歌，分别出自《四十华严》之三十九、四十诸卷。[3][P68-79, 126-130, 162-171] 接着，德国学者茨默博士又发表了柏林藏木刻本《四十华严》尾部普贤行愿赞的12行跋文，知其刻印于1248年，他还发现柏林所藏吐鲁番写本中尚存有其它四十华严残卷。[4][P601-604]
在吉川小一郎于吐鲁番所获《四十华严》印本残卷中，最后一叶自第4行以后为一回鹘文译跋。文曰：
arïγ bögä tigin y(a)rlïγ-ïŋa ·· k(ä)ntü(?) dïntar-ï kinki bošγutluγ biš balïq arasaŋ (atsaŋ?) [ba]qšï tutuŋ t(a)vγač tilintin türk tilinčä ikiläyü ävirmiš
根据Arïγ Bögä亲王之令，Arasaŋ (Atsaŋ?) 博士都统，别失八里的一位和尚与学者，将它从汉文译成突厥文。[5][P200]
这里的Arïγ Bögä亲王实际上即为1260～1264年间与忽必烈争夺蒙古国可汗位之阿里不哥，Arasaŋ (Atsaŋ?) 实应作Antsaŋ，即元代畏兀儿大翻译家安藏。[6][P10] 说明《四十华严》回鹘文译本出自安藏之手。
安藏，元代著名维吾尔族翻译家、诗人，字国宝，世居别石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自号龙宫老人，祖讳小乘都，父讳腆藏贴材护迪。安藏五岁时即从父兄学习经书。“九岁始从师力学，一目十行俱下，日记万言。十三，能默诵《俱舍论》三十卷。十五，孔释之书，皆贯穿矣。十九被征，召对称旨，为特赐坐。世祖即位，进《宝藏论玄演集》一十卷，嘉叹不已。” 他的佛学成就很大，除受阿里不哥亲王之命译《华严经》为回鹘文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至元年间曾以翻译检查官的身份参与了《至元法宝勘同总录》的编纂；2. 根据藏文汉译《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种礼赞经》一卷，又据藏文译之为回鹘文；3. 译《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为回鹘文；4. 创作佛教长诗《十种善行赞》和《普贤行愿赞》，均为押头韵的四行诗或八行诗形式。[7][P35-36]
现知属于《八十华严》的回鹘文文献写、刻本不多。日本羽田明处藏有9叶贝叶式写本残卷照片，但原件不知去向，内容相当于汉文本之卷三十六、三十八、四十等。[8][P176-205]
属于《八十华严》回鹘文译本的残卷在国内也于近期屡有发现。在兰州市甘肃省博物馆藏有木刻本（？）残卷二张，编号为10562，据称出自莫高窟。原件为两大张(8面)，长45厘米，残高34. 7厘米，每面书13行文字。第一张属《八十华严》卷十四，第二张属该经卷二十二。 在敦煌研究院文物陈列中心亦收藏有该文献的回鹘文印本（？）残片一大张(4面)，属《八十华严》卷十四，残片长42厘米，高35厘米，折叠式，每面书13行文字。这一文献，同甘肃省博物馆所藏一样，纸质厚硬，呈黄褐色，四边框有红线，似为元代刻本。 依各种特征看，这3张刻本残卷实属同一刊本。但译者不详，有人根据回鹘文《四十华严》译者为安藏的事实，推断回鹘文《八十华严》的译者也可能是安藏。从文献中体现的翻译风格、佛教术语运用，书写特点等来看，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近年，敦煌研究院考古人员在对敦煌莫高窟北区进行发掘时，在B128窟又发现回鹘文《八十华严》册子式写本残片一件。该文献编号为B128:2，正面为汉文，其中有2页背面书草体回鹘文，用软笔书写，其一存回鹘文18行，另一页存回鹘文19行。经研究，其内容属于《八十华严》第四十五卷中的一段。[9][P112-115]
有幸的是，近期笔者在兰州的私人收藏品中又觅得属于该文献的回鹘文写本二大张，其一属于《八十华严》第二十一卷《十无尽藏品》中的开首部分，其二属《八十华严》第十一卷《毗卢遮那品》中间的一段。写本为折子式，纸质厚硬，呈黄褐色，长46.5cm，高35.5cm，地脚4.5cm，天头4.2cm，朱丝栏，栏宽1.5cm至1.9cm，栏心4cm，卷心25.5cm，每面书写文字12行。字形上在文字上方加两点的方式区分q与γ，s与š。看来该文献属于后期，即元代回鹘文文献。写本字体非常优美、工整，极似印本，但《毗卢遮那品》中所出现的各种特征都表明，该文献不是印本，因为在4面之中，仅有1面在行间划有边线，而且线条不直，甚至有不少文字压线书写，非印本之特征是非常明显的。
通过上文的叙述，可以看出，《八十华严》之回鹘文译本曾以多种形式流传过。既有贝叶式写本（如日本羽田明处所藏9叶照片），也有册子式写本（如敦煌莫高窟北区新出土的B128:2号文献）和折子式木刻本（如甘肃省博物馆和敦煌研究院的相关藏品）。这里所刊布的文献，则属于第四种形式，即折子式写本。
据写本收藏者范军澍先生介绍，该残卷系其范耕球（亦善古物收藏与鉴定）先生于1947年在兰州市隍庙从一汪姓人氏手中购得。据回忆，该文献的原收藏人汪氏自称湖北人，家住兰州黄河以北，即今大沙坪一带。湖北汪氏这一因素，使我很自然地联想到敦煌文献流散过程中的一个关键人物汪宗翰。
汪宗翰，湖北省通山县人。在斯坦因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抵达敦煌之前，他即已在敦煌县令任上，曾于光绪三十年奉甘肃省藩台衙门之命前往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检点封存那里出土的文书。斯坦因最初对敦煌文献的了解，主要是通过汪宗翰其人。汪宗翰学识渊博，深受当时甘肃学政叶昌炽的赏识，故受托为叶搜集敦煌发现的书画，先后送去的有乾德六年（968年）的水月观音像和“写经卷子本、梵叶本各二”。[10][P28] 汪宗翰的县令身份及其与敦煌文献的接触，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手头的回鹘文《八十华严》写本应出自汪宗翰的私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