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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宣帝如何令新疆稳定170年
博主：赵丹阳 　发表时间：2014-04-02 11:26:14   


  

一，打击恐怖主义不能依靠肮脏而血腥的“威逼”权谋

  

在911事件前后，中国官方犬儒大义凛然的咆哮道：“美国活该！”“美国活该论”的逻辑是：“为什么那些人不炸别人，偏偏要炸美国？”可见美国作恶太多。美国人多管闲事，到处插手，国家利己，单边主义，树敌太多，故遭此报。还有人强调阿拉伯人被美国和以色列“逼入绝境”，9.11事件便是“绝望者的反抗”。如今新疆也发生了性质相同的暴恐事件，我们的“何不食肉糜”式专家竟何以一个个诿罪他人，不提出“中国活该论”？！

  

  

众所周知，为政者责备自己从严，责备他人从宽，就能远离怨恨。在人治格局尚未打破的中国，执法者不贤，则国家危殆而人民纷乱；执法者贤明，则国家安宁而人民有序。对此，商汤王曾说：「我本身有罪，请上天不要牵连万方之民；万方之民有罪，都是我没做好榜样，没有教化好他们，故其罪责由我一人承担。」贤明的国家领导人有过错就反省于自身，有了善行就归功于百姓。有了过错反省自己，自己就会戒惧而修德；有了善行归功百姓，百姓就会喜悦。让百姓心喜，让自己警戒，贤明国家领导人就是用这种修养治理百姓的。传曰：‘「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此之谓也！

  

而我们的官方政府、天子喉舌，在新疆暴恐事件发生之后“罪己”了吗？！显然没有。自我反思的声音大都来自草根学者与民间媒体，但七大特殊利益集团仍旧不厌其烦的搬出老掉牙的“威逼”之术。「所谓‘威逼’者，手段有四：其一，通过严密而狠辣的手腕使犯罪者无法申辩；（或其申辩之话语只能通过第三方代为转述，再或是罪犯迫于某种压力，言不由衷）其二，以特权手段令此案的关键证人突然失踪或集体失语，关键物证也随之散佚或作伪；其三，动用权谋中的‘小大之术’，对罪犯之所以行凶的根本原因使用笼统或含糊其辞的描述，对其犯罪情节之恶劣，破坏之严重，却无限放大，动员全民仇恨。令百姓在仇恨之余，无暇顾及案件背后隐藏的内幕；其四，动员市侩、禄蠢、顺民、犬儒对质疑者发起人身攻击、道德攻击、政治攻击，而后大力宣传对这类案件‘治标不治本’但却貌似‘慷慨正义’的愚民教化。」

  


二，官媒报导切忌掐头去尾，蜻蜓点水，蒙骗大众。

  

   据天山网2月14日19时24分报道，当日16时许，阿克苏地区乌什县发生一起袭警案件。犯罪嫌疑人驾驶车辆，携带爆燃装置，手持砍刀，袭击公安巡逻车辆，致2名群众和2名民警受伤，5辆执勤车损毁。公安民警在处置过程中，击毙8人，抓获1人。3名犯罪嫌疑人在实施犯罪时发生自爆死亡。目前，当地社会秩序正常。案件在进一步调查中。

  

  上月，新疆警方在处置24日发生的新和县暴恐袭击案时，击毙暴徒6名，抓获5名，另有6名暴徒在实施犯罪时发生自爆死亡。

  

上月早些时候，23日，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距离中国边境不远的地方，—伙中国维族分离组织武装分子与吉方猎人及边防军发生冲突，最终11名武装分子全部被击毙，吉方一名猎人死亡、一名边防警卫受轻伤。

  

读完了这个报导，让笔者不禁回忆起了《资治通鉴》中一段没头没尾，且令人不时捧腹的史料记载：“交趾乌浒蛮久为乱，牧守不能禁。交趾人梁龙等复反，攻破郡县，诏拜兰陵令会稽朱俊为交趾刺史，击斩梁龙，降者数万人，旬月尽定；以功封都亭侯，征为谏议大夫。”

  

‘交趾乌浒蛮’竟何以“久为乱”？其原因何在？是当地的百姓都野心膨胀，个个都做着皇帝梦，天性喜爱造反，还是官逼民反？‘交趾人梁龙等’又何以会‘复反’？既然是再次造反，那么先前当地的官吏又对他们做过什么？这些问题一概不提，只能让无知妇孺从机械似的语言中再次读出“当局大胜，邪不压正”这八个字来。  

  

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达人智者坚信人与人之间，不独口之於味有同嗜，目之於色有同美，即心之於理义，亦有所同然。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既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则人伦相处，只要反身而诚，能近取譬，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便可「虽蛮貊之邦行矣」。资治通鉴中的龚遂便是这样一个人。对于斩木为器的“暴徒”，居然并不急于给予“反贼”的帽子，反而移书敕属县：“悉罢逐捕盗贼吏，诸持锄钩田器者，皆为良民，吏无得问，持兵者乃为盗贼。”  

  

是的，中国民众对上位者实行暴政的逆来顺受的能力，冠为世界之最，没到杀身毁家、迫不得已的地步，是不会造反的。面对汉宣帝这类无所作为的昏君庸主，百姓有权揭竿而起。然而古来的文化与政治系统，总是不问情由的提倡“饿死不为盗，穷死不为娼”。龚遂再次以行动和事实告诉了我们：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幻想百姓们无偿劳作，自己竭泽而渔，而不予“赏誉”，一旦稍有异端，便蔑为“反贼”，（而对于“首恶者”何以发动暴乱，其原因何在，却是不加叙述。让人对整个事件的大略倍加模糊，丝毫没有可以判断事件来龙去脉的方法，只能接受官方的定性结论）这种想法只能是统治者自得其乐、自欺欺人、一厢情愿的想法罢了。


三．官方答教应尽力做到缜密、详实、合理，不能草草了事。

  

经常读时事报告的民间学者不难发现，自房宁先生的“摸着石头过河”论问世以后，“官方答教”的水平大幅度降低，连“照照镜子”、“洗洗澡”这等糊弄小孩的题目也明目张胆的充塞党报官网之中。这可不是个好现象。事实上，即便不从“执政为民”的角度考虑，单从为百姓洗脑以巩固统治这一点出发，这些策论也难孚众望。

  

那些堪奉为至理明哲的诸子学说固不必提，就是三国两晋南北朝以后的理论书籍也是浩如烟海。《反经》明辨长短，剖析迷局；《世要论》以史为鉴，道尽忠奸；《群书治要》建言献策，恰中时弊。这些所谓的“先进理论”都包含广袤、审于治乱，更曾经帮助过一家一姓之政权盛极一时。那些为统治阶级执笔代言的宾客之流，大可以学习学习，今后再写出东西，纵然不能令人取信，起码不要贻笑方家才好！

  

说到此处，我们不妨来看看官方编辑的“新疆暴恐事件”百度百科，是如何介绍此次案件的出现原因的？

  

1、新疆居住有很多少数民族，大部分人都安居乐业，但有极少数的极端分子，从历史等各方面原因固执的认为是汉族群众侵占了他们的领土。

2、新疆经济发展水平低，使群众受教育程度低易受蛊惑。

3、敌对中国势力的干涉支持，虚构东突厥。

4、部分少数民族由于各方面原因，受教育程度不高，所以一些人只能从事较为低级的工作，不满因此而生。

5、有不法分子伙同各方的分裂势力，妄图把新疆从中国分割出去。


下面我们来逐条分析一下，先说原因1。新疆大部于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纳入华夏版图，都护府设在乌垒城（今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策大雅南），监护西域诸城各国。自郑吉首任都护一职以来，延传一十八代，历时170余年，未曾叛乱。（作者按：

  

郑吉 前60年—前48年

韩宣 前48年—前45年

第三任 前45年—前42年

第四任 前42年—前39年

第五任 前39年—前36年

甘延寿 前36年—前33年

段会宗 前33年—前30年

廉褒 前30年—前27年

第九任 前27年—前24年

韩立 前24年—前21年

段会宗 前21年—前18年

第十二任 前18年—前15年

郭舜 前15年—前12年

孙建 前12年—前9年

第十五任 前9年—前6年

第十六任 前6年—前3年

第十七任 前3年—1年

但钦 1年—13年

李崇 13年—23年

陈睦 74年—75年

班超 91年—102年

任尚 102年—106年

段禧 106年—107年）

  

新朝末年至东汉初年废置。汉和帝永元三年（91年），班超平西域，遂以班超为西域都护，驻龟兹境它乾城（今新疆库车附近，其址未详）。至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因西域乱而不复置都护。为什么新疆一地在汉宣帝执政时期，就俯首称臣，在汉安帝执政时期就宣布独立呢？


将二者比一比就不难知晓。史载汉宣帝刘询在任期间，励精图治，任用贤能，贤相循吏辈出。他能注意减轻人民负担，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并重视吏治，认为治国之道应以“霸道”、“王道”杂治，反对专任儒术。由是全国政治清明、社会和谐、经济繁荣、“吏称其职，民安其业”，史称“宣帝中兴”，还有史家说，宣帝统治时期是汉朝武力最强盛、经济最繁荣的时候。在以制定庙号、谥号严格著称的西汉历史中，中宗宣帝刘询是四位拥有正式庙号的皇帝之一。

  

而汉安帝呢？尸居余气，专任宦官，赋役无休，繁刑酷法，外宽内忌，蠹政害民！

  

由此我们便可以知道，当统治者在“做人原则、政治号召、管理方法、胸襟气度、谋略判断、品德见识、统御能力、英明智能、执法态度、军事才干”这十项基本素质完美无缺，且兼懂得“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的道理时，新疆大部便会以“陛下怀柔义广，煦妪仁深，必假清光，更逾曩日”为借口，称臣纳贡。

  

    如果对于这十项基本素质，统治者无一具备，又倒行逆施，暴政虐民，新疆大部自然会以“汉族群众侵占了我们的领土”为由，借机寻衅滋事，以求独立。不惟新疆，其他边陲地区在历史长河中的归附与安宁或是暴乱与独立，也是完全取决于自身利害的考量，讲求相时而动，随机应变，哪里会一直偏执的认为“汉族群众侵占了我们的领土”呢？

  

何以汉宣帝统御新疆一百七十余年，新疆大部都与其合同为一家，互通有无，争相嫁娶，未分彼此，到我们手里还不到七十年，人家就会认为“汉族群众侵占了我们的领土”？答案只能是当代统治阶级的行径不如汉宣帝，甚至与汉安帝相比都有可能望尘莫及！给人家的感觉就像侵略的强盗！


原因2就更像笑话。1912年，民国一成立，孙中山即强调中国实行免费义务教育。随后，教育部便明文规定：“初小、师范、高等师范免收学费。”  


1946年制定的《教育宪法》更是强调对教育的投入：“边远及贫瘠地区之教育文化经费，由国库补助之。其重要之教育文化事业，得由中央办理或补助之。”  


“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15%，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25%，在县、市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35%，其依法设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产业，应予保障。”  


不仅如此，《教育宪法》还规定：“六岁至十二岁之学龄儿童，一律受基本教育，免纳学费，其贫苦者，由政府供给书籍。己逾学龄未受基本教育之国民，一律受补习教育，免纳学费，其书籍亦由政府供给。”  


“各级政府应广设奖学金名额，以扶助学行俱优无力升学之学生。”“国家应保障教育、科学、艺术工作者之生活，并依国民经济之进展，随时提高其待遇。”  


1927年6月，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还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教授为600-400元，副教授为400-260元，讲师为260-160元，助教为160-100元。教授最高月薪600元，与国民政府部长基本持平。  


上世纪30年代初，大中小学教师的平均月薪分别为220元、120元、30元。当时一般工人的月薪约为15元，普通警察一个月2块银元，县长一个月20块银元，而国小学老师一个月可以拿到40块银元。


　这就是说，民国时期小学教师的最低工资竟是县长工资的两倍。除抗战胜利后发生通货膨胀，使得教师薪水赶不上物价上涨外，一般来说教师的工资相对其他行业来讲都是比较高的。即使是薪水最低的九级教员，也比普通工人强多了。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教育上投入的经费仅次于军费。抗战最艰难的时刻，民国政府却真正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学者何兆武回忆：西南联大的学生不仅免学杂费，而且还免每天的午餐费，学生上学有困难还可以申请助学救济金，助学救济金在大学毕业后可以不还。  

  

据粗略统计，当时由中学到大学毕业，完全依赖国家贷金或公费的学生，达128000余人，其中就包括“两弹一星”元勋钱骥、姚桐斌、邓稼先、程开甲、屠守锷、陈芳允、任新民、朱光亚、王希季等人，以及李政道、杨振宁这两位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在烽烟四起的民国年间，我们的教育资源尚且未曾短缺。何以在步入“太平盛世”之后，我们少数民族的教育经费要靠希望工程和NPO的捐助来维持？！“新疆经济发展水平低，群众受教育程度低易受蛊惑”的局面又是谁造成的？！这原因2所言就像蜻蜓点水，空谈表象，不触实质。丝毫没有自省自察之意，如何可纾民怨？

   

这原因不在政府不知道“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也不是不愿意拿出钱来，而是现在的政府大体已由七大特殊利益集团挟持，它们霸控着中国将近87%的资源，没有它们的许可，政府根本拿不出钱来罢了！

  

明智的领导人领导和控制他臣下的办法，不过是两种权柄而已。所谓的两种权柄，就是刑罚和庆赏。什么叫做刑罚和庆赏呢？回答说：杀戮就叫刑罚，庆赏就叫德。——这是连封建帝王都明白的道理！而今的当途者不知独操二柄，锄奸剿贼，反令政出多门，上下壅塞，群狼环伺，大权旁落，不也太平庸了吗？！

  

再说原因3。泛突厥主义是由十九世纪的鞑靼知识分子萌发的文化和政治统一民族主义运动，与图兰主义相似。最早的泛突厥主义在1804年由一个鞑靼神学家库萨维提出，呼吁伊斯兰教的现代化建设，这是扎吉德运动。1843年开始了世俗教育改革,1880年代，在伏尔加河，发展了新伊斯兰运动。泛突厥主义者认为由土耳其到阿尔泰山有一突厥带，生活很多突厥人。

  

俄国境内的鞑靼民族知识分子利用文化认同意识，激发民族主义的团聚力，通过教育和语言改革，试图将操突厥语的各民族团结成为一个统一的“突厥民族”，以抵制沙俄政府。沙俄鞑靼人易司马仪·哈斯皮拉里于1883年明确提出：俄罗斯的突厥人应该“在语言上，在思想上和在行动上联合起来”，他是泛突厥主义之父。其继承人尤素福·阿克楚热提出把所有突厥民族合并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而在土耳其，有一重要人物则亚·阔科阿尔甫(蓝色战士)，写了一本书，名为《突厥主义原理》,提出突厥主义的三阶段，第一阶段统一操乌古斯语支的土耳其人，土库曼人，阿塞拜疆人，第二阶段是操钦察语支的突厥民族，远期理想是图兰。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人尝试建立一个突厥人帝国，取代在欧洲的失地。1917年十月革命后，哈斯皮拉里等流亡土耳其。于是，“泛突厥主义”被一些奥斯曼帝国的知识分子接手，改变成恢复奥斯曼帝国昔日强大辉煌的民族复兴运动的精神支柱，并向世界传播。

  

泛突厥主义在中国新疆有一定影响，泛突厥主义者一直称新疆为东突厥斯坦。

  

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当权者自认自己所信仰的主义，远远胜过泛突厥主义，只需把库萨维、则亚·阔科阿尔甫、尤素福·阿克楚热等人的思想精要——“突厥主义原理”中的谬误一一加以批判，使原理内的错误能够彰显于世，就算是下愚之人也知道该信奉谁了。可是迄今为止，也没见当权者组织研讨大会，公开指摘其中的不当之处，以便叫人心服口服。恐怕是体制之内的知识分子，并无批判此原理的学术能力。

  

论及库萨维、则亚·阔科阿尔甫、尤素福·阿克楚热等人，就算以最下贱的心来揣度他们，那么也无非是认为他们想要利用洗脑的方式来招揽死士，以图光裕大业、恢复故国而已。但平心而论，不要说自古及今想要开基立业、独霸天下的野心家，就是心怀“天下大同”理想的仁人志士，又有谁能保证自己在拉拢百姓之时不给他们洗脑？！既然都是洗脑，那么就只有宣传手段和宣传内容的高下之分而已！

  

自己的宣传手段拙劣不堪，宣传内容谎话连篇，根本不能经世致用，聚合人心，就该潜心苦思，加以改进，起码要拿出一套像样的东西来！哪有自己技不如人，就立即反诬他人是邪教，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如果真是这样，那跟孔子诛杀少正卯的变态做法有什么不一样呢？

  

其实要挖掘我中华原典中的文化根基，不用说给人洗脑，就算是让人学以致富、学以立德、学以致用也绰绰有余。古时经国纬政的道理是这样：国家需要修养生息、清静守虚，就在民间传播‘无为’的黄老的思想；国家需要建立‘廉价政府’，就提倡墨家的‘强本节用’；国家想要吏治清明，就推行法家的‘六微七术’；国家想要发展科技，就鼓励阴阳家的‘顺天应人’；国家四维不张（礼义廉耻谓之四维），就尊崇儒家的‘诗书礼乐’；国家图谋称霸，就吹捧申商的‘壹民’理论；国家欲图上下有别，各尽职能，就推崇名实家的‘控名责实’；国家需要对外扩张，就使用兵家的‘避实击虚’、‘致人而不致于人’、‘先胜而后求战’、‘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以正合，以奇胜’、‘识众寡之用者胜’；国家想要丰衣足食，就提倡农家的‘精耕细作’；政府奉行‘大国外交’，就施用纵横家的‘因事制宜’；国家崇尚价值多元，全面发展，就推选杂家的‘思虑广博，多种建树’。  

  

本来以墨翟、庄周、老子、韩非学问之博大精深，原未必输给基督教、伊斯兰教中的诸多研经好手。但是肉食者力图“罢黜百家，独尊马列”，那便是舍己之长，用人之短，焉有不败之理？！

  

故而这第三条嘛，不妨改成：在新疆的部分区域，“马列”的洗脑之术不如虚构“东突厥”的则亚·阔科阿尔甫的洗脑术奏效，我们应该努力改进。

  

原因4更是让人疑窦丛生。“部分少数民族由于各方面原因，受教育程度不高，所以一些人只能从事较为低级的工作，不满因此而生。”各方面原因，那是什么原因？！既然是让你分析暴恐事件的产生原因，你岂能话里套话？如果在一道古文翻译的试题中，你用古文解释古文，那能及格吗？！

  

况且“受教育程度不高”这个“因”，又如何能直接导致“所以一些人只能从事较为低级的工作”这个果？这个“果”又如何能继续导致“不满因此而生”？早在2007年中国校友会网大学评价课题组就推出了我国首个针对高考状元职业状况的调查报告——《中国高考状元职业状况调查报告》，《报告》显示，1986年-1994年期间产生的部分省市成百上千名高考状元，没发现一位是做学问、经商、从政等方面的顶尖人才，他们的职业成就远低于社会预期。由此可见，在中国，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未必能力就强，就能够从事较为高级的工作。反之，受教育程度低的人也不见得不能出将入相。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受的教育程度低，就一定能力差，就一定要从事较为低级的工作，这是什么狗屁逻辑！

  

后面由“只能从事较为低级的工作”推出“不满因此而生”，就更牵强。三国时期名动四方的国士--何夔，曾经说过这样一番话：“以贤制爵，则民慎德；以庸制禄，则民兴功。显忠直之赏，明公实之报，则贤与不肖，居然别矣！”其间详细论述了完善以赏、罚二柄为手段，以审核形名为核心，以坚守虚静为形式的“主道”的重要性，亦即宣示统治阶级惟有完善法治，才能对百姓为国建功、恪守德行提供环境保障。

  

在一个“有功则赏，有罪则罚”的相对公平的环境下，自己即令身处社会最底层，也未见得有什么愤懑。因为什么呢？是自己没有功劳，没有能力，（才导致社会地位低贱）那有什么可说的！只有在一个“任人唯亲，有功不赏，无罪受罚”的环境下，自己身处社会最底层，才有可能怨天尤人。原因很简单，正如我们邻居二大爷说的那句话：“我们家那臭小子能力是不行，可老李家那个老二还不如我们家孩子呢，怎么就升处长了？”因能力差而屈身社会最底层，并不是一般老百姓所气愤的，他们所气愤的，无非是比他们能力更差的人的生活水平却整整高出他们三五倍！

  

现今七大特殊利益集团中的高干子女，难道没有比社会上的低级职员能力更差的吗？然而他们却身处卿相之位，风光旖旎，怎么能不令人心怀怨毒？

  

最后谈谈原因5。“有不法分子伙同各方的分裂势力，妄图把新疆从中国分割出去。”学过历史的都知道，野心家什么时候没有？几乎每朝每代都少不了，无非是或多或少的问题。什么时候多呢？在中国，主子是废物点心的时候，就多一些，主子还算英明睿智的时候，就少一点。所以说分清六种类型的国家元首，察看《理民之术与治吏之法》中的能臣干吏与奸佞之徒在政府内的分布状况，反复审视国家的政治制度，就知道国家该分裂还是该统一。

  

东汉末史学家苟悦说：“天性仁慈，头脑清醒，志在天下大同，所有的举措都是为了人民，而不是为满足自己的私欲，这是‘王主’——可作帝王的君主[王主具有先天的仁慈美德]；能克制 自己的私欲，性格宽厚，能身体力行，勤学好问，办事遵循仁义的原则，不感情用事，这是‘治主’——能带来一个清明盛世的君主[治主的主要表现是克制情欲，忍痛割爱]；勤政爱民，兢 兢业业地保护先烈开创的基业，丝毫不敢荒淫懈怠，处理国家大事能做到先公后私，这是‘存主’——能坐江山的君主[存主关键是奉行先主的传统法规]；性情狂悖，叛逆伦常，朝廷里的奸 邪争权夺利，公私并行，政策的得失没有什么真正的理论标准做依据，这是‘衰主’——走上穷途未路的君主；情欲压倒了礼义，私利重于公益，国家制度超过了界限，政治文化失去了常规，这是‘危主’——危在旦夕的君主；亲信、重用诬陷忠良的邪恶小人，排挤、打击德才兼备的忠臣，放纵情欲，贪得元厌，不顾忌礼教法规，出入游幸放荡，不受规章制度的约束，拿着国家的财物赏赐亲信，超过了用在公共事业上的开支，一不高兴就乱加刑罚，从不依据法律，文过饰非，有错不改，忠诚的意见听不到，敢于冒死直谏的大臣都要被杀掉，这是‘亡主’——亡国的君主。”

  

[所以说，“王主”可以统一四海，使天下兴盛太平；“治主”可以巩固这种局面；“存主”可以保住江山；“衰主”如果国家不发生灾难可以勉强保住安全，有难就危险了；“危主”没有国难就谢天谢地了，有难必是亡国；“亡主”则必亡无疑了。]

  

历代百姓在王主专制、治主专制、存主专制三种封建格局的统辖下，如能自给自足，安居乐业，自然都盼望国家统一，免生战乱；但如果在衰主、危主、亡主的长期戕害之下，怎么能够不萌生异心，自立山头，攻城克府，与中央分庭抗礼呢？

  

读之至此，我们不禁发出浩叹：肉食者的御用文人到底怎么了？他们编纂谎话的能力为何愈加低下？！


四，我们对待少数民族不能凸显“政治高于一切”的作风

  

首先，中国政府在处理维吾尔族的宗教信仰方面就有许多需要改善之处。中国政府对维族所信仰的回教的习俗就有诸多的限制。比如说，回教徒最重要的斋戒活动就受到政府的反对，政府干部，党员，甚至是官校的学生都被禁止参加斋戒。而由于当局是个无神论政权，党员和政府官员都不允许参加宗教活动，以回教徒为主的维族参政的机会就少了很多。

  

同时，中国改革开放并没有给维吾尔族带来太大的经济利益。特别当维族将自己的经济窘态拿之与汉族的富裕对比时，其反差自然会让维族对汉族累积更多的怨恨。但汉族对于中国政府的少数民族政策也并是很不满意的。无论是在高考，大学学位还是就业，中国政府都给予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少数民族许多的特别待遇。

  

   种族问题极为复杂，并不是说若在某一方面亏待了某族群，却在另一方面给予特别待遇已作为补偿就能解决的。譬如除经济因素之外，政府还给予一系列优惠政策来安抚少数民族，例如计划生育、教育、政府工程，甚至法律等方面。但这些政策并没有导致非常积极的效果，有时反而增加当地汉族人口和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在很多问题上，汉族和少数民族同样对中央的政策感觉到不满。如果把这些优惠政策解读成为中央政府给少数民族的“好处”，但控制分配这些“好处”的就往往不是少数民族本身。这里既滋生了分配者的腐败，也催生了少数族群的不公平感。这样的政策往往只会两边都不讨好，并使得各族群之间的矛盾更尖锐。

  

汪书记在处理2009年6月26日的族群冲突事件上，就两面不讨好。事件发生后，汪书记第一时间赶到了医院探望维族伤者，并誓言将缉捕闹事和“散播谣言”的汉人。不两天，果然就有汉人因散播维族人强奸了汉族妇女的谣言而被逮捕了。

  

书记到医院时，族群冲突事件的始末还没弄清楚，书记却已经认定必须找个汉人来负责。这样的处理方式乍看之下，这似乎是对少数民族的怀柔政策，但实际上却像两个组群都传达了错误的信息。首先，这向维吾尔族表明中国政府害怕少数民族闹事，所以急于安抚。而对汉人而言，这又被视为一种少数民族的特权，汉族自然也会迁怒于维族。而最重要的是对双方都传达了“政治高于公正”的错误信息。

  

韶关事件发生于6月26日凌晨，距离“七·五”暴动有一星期的时间。而在这一星期之中，新疆的地方政府事前居然没收到任何消息。去年西藏的“三·一四”事件也同样让地方政府措手不及。这二起事件所折射出的是，中国政府的基层工作失败了。基层组织是宗族和谐的第一防线，往往能在问题没闹大以前就先把问题解决。如今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件而当局连一点风声也没收到，可见如果不是基层组织不存在，就是有关当局已经和基层脱节了。

  

正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林志佳所言：“新加坡建国时间没中国长，但在种族和谐课题上却做的远远比中国要好。其要诀是尊重各个族群的文化习俗，公平对待每个族群并透过人协属下的居委会等基层组织调谐各个族群之间的日常矛盾。而中国政府的少数民族政策却是一样也没做到。”

  


五，流氓政治是滋生恐怖暴力的胚芽

  

回眸我们在建国之初对待少数民族的做法，真是令人触目惊心。1958年至1960年青海省公安机关在“公安工作大跃进”口号指引下，为推动“大跃进”运动的顺利进行，任意捕捉那些反对、抵制的人和潜在反对、抵制的人，三年共逮捕63064人，拘留6157人，判管制9918人，集训39419人，共计108558，占全省总人口244万的4.4%。其中在牧区共逮捕44532人，占牧区总人口95万的4.66%；农业区和西宁市共逮捕18263人，占总人口153万的1.2%。牧业区捕人比例大大高于农业区。

  

再看看牧区四个发生过叛乱的州的捕人统计数字：玉树州1958年至1960年（下同）共逮捕15402人，占三年该州平均人口100535人的15.3%；果洛州逮捕6593人，占三年平均人口 75176人的8.77%；海南州共逮捕9682人，占三年平均人口202552人的4.78%；黄南州逮捕7866人，占三年平均人口148977的5.28%。

  

下面举几个典型例子。玉树州玉树县红旗公社新寨生产队，三年共逮捕176人，占人口总数的36.3%；海南州贵南县嘛多公社，共有697户人家，1360名成年人，被逮捕关押404人，占总人口的16.7%，占成年人口的29.4%，涉及292户人家，占总户数的41%；其中一户捕一人的有228户，一户捕二人以上的有70户，有4户全家捕光。海南州兴海县夏塘公社沙乃亥生产队，共有41户105人，共划“四类分子”和“反革命社会基础”91人，占总人口的86.4%；玉树州的一些地方，成年男性被捕光，以致公安机关去捕人时，当地群众要求“留下人种”。

  

以宗教改革的名义，干涉宗教信仰自由，大量寺庙被解体，宗教人员被还俗。“从1958年8月开始，到11月底统计，全省859座喇嘛寺庙，有731座解体；54281名宗教人员，有24613名还俗参加生产”（见青海省代表杜华安，在1958年12月18日于北京召开的第11次全国统战部长会议上的发言。见《民族工作文件汇编》第2辑）。

  

全省共有以民族、宗教上层人物为主的统战对象2290名，被逮捕、法办的1572人，占69%。海南州有统战对象257名，逮捕227名，占87%；没有发生叛乱的海西州，有统战对象69名，被逮捕58名，占86%；玉树州昂谦县有统战对象52人，除7人外逃，其余45人全部被逮捕。

  

那么逮捕这些人对不对呢？截止到1961年10月，玉树州根据省委的要求进行整风，自查自纠，第一批复查了2524个被捕的人，认为捕错了的2246人，占被捕人总数的89.2%，认为基本正确的203人，占8%，其他75人是可捕可不捕的（按中央规定：可捕可不捕的，捕了就是犯错误——笔者注）。海南州第一批复查了794人，错的494人，占62.1%，由于是自查自纠，不可能准确，省委工作组到海南州进行抽查，结果捕、判正确的，不到2%。黄南州泽库县1958年逮捕的517人，省委检查组去检查，发现有465人没有任何档案材料，有材料的只有52人，而有材料的人，材料字数最多的不超过100个字，有的只有几个字，比如犯罪嫌疑人姓名之后写着：“叛匪”“坏蛋”“思想反动”等等，没有具体罪行。该州被逮捕的人，90%以上都是不应该逮捕的。

  

被拘、捕的人，由于受到刑讯逼供和饥饿的折磨，大量死亡。玉树州看守所三年死亡在押人员4219人，占在押总人数7501人的56.2%；死亡集训人员1641人，占集训人员总数3354人的48.5%；黄南州公安处看守所仅1960年死亡在押人员212人，占当年在押人员385人的55.1%。果洛州1960年死亡集训人员698人，占总集训人员2251人的24%。

  

以上这些具体数据都是各地在整风中自查自纠统计出来的，重点地区还经过省复查小组核实无误，是准确、可靠的，只少不多。

  

乱戴“四类分子”“叛匪”帽子。三年中全省戴“反动分子”“坏分子”帽子的3.4万人，另有74091人被划为“反革命社会基础”，两项合计10.8万人，占总人口的4.4%。

  

《左传》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治理国家务必宽猛相济，才能政通人和。政策一味求刚，已而大大不妥，更何况还没“刚”对地方？！


六．“牧民”思想与“三表五饵”之说是打击恐怖主义的利剑

  

恐怖主义一般具有反社会特性，是人类的公敌，需要全人类携手抵制。可是那些实施恐怖行为的个体，本来不也应该是我们人类大家庭的一员吗？怎么破解这把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或许管仲的“牧民”思想与贾谊的“三表五饵”之说能够给我们一些启迪吧。　

  

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管仲曾经说过这样一番话：“但凡治理国家的方法，必须首先使百姓富裕起来。百姓富裕就容易统治，百姓贫穷就难以统治。凭什么知道是这样的呢？百姓富裕就能安心地生活在家乡并且重视自己的产业，这样就能服从上司，害怕犯法，如果百姓尊敬官吏害怕犯罪就容易统治。百姓贫穷就不安心生活在家乡，并且轻视自家的产业，就敢于冒犯官吏违犯法令，如果百姓敢冒犯官吏违犯法令就难以统治了。所以太平无事的国家中（百姓）长久富裕，动乱多事的国家中（百姓）长久贫穷。因此，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必须首先使百姓富裕起来，然后（才能）统治他们。”

  

由此可见，很少有人在达到了“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的标准之后，还去图谋用自杀式暴力反抗政府、荼毒百姓的。

  

贾谊所提的“三表五饵”之说，以立信义、爱人之状和好人之技为“三表”；以赐之盛服车乘、盛食珍味、音乐妇人、高堂邃宇、府库奴婢和亲近安抚为“五饵”。（见《新书·匈奴》。）时过境迁，我们虽然不必完全照搬贾谊的论调，但是若果为政者能够把握其中“招携以礼，怀远以德”的精神，将之用在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上，何愁不能事半功倍？！


本文来源于　博客日报<www.bokerb.com 载转请保留此信息> 原文链接：http://xqnxs.bokerb.com/548482.html

abdurrahman

hawarsiz يوللىغان ۋاقتى  2013-1-8 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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